魏晋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相当诡异的一段时期。事实上除去西晋短暂地统一了几十年，从东汉末年到隋唐中间这400多年，中国一直处于频繁地朝代更迭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乱饥荒中。虽然关于此间中国人口变化的统计版本颇多，但基本都是从几千万人下降到了几百万人。既然已经“路有冻死骨”，那么有没有“朱门酒肉臭”呢？作为一部记录魏晋“朱门”生活的段子合集，我们大概可以从《世说新语》中窥探一二。

《世说新语》中的一些故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比如曹丕命曹植写七步诗，管宁与华歆割席而坐，杨修“一人一口”吃曹操的点心，王戎小时候看见树上的李子没有被人摘走就断言李子苦，等等。熟读《世说新语》，高考作文不愁没有素材。

就从王戎开始说，《世说新语》里还记录了他另外几则故事：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说他家里种出了好的李子（怎么又是李子？！），就拿去卖，但又怕别人买了得到了他的好种子拿回家种，于是就把李子的核钻掉再卖。再有：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

说王戎的侄子结婚，王戎只送了他一件单衣，之后居然又给要回来了？！小时候的天才少年，长大成了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悲夫。当然，这绝不是因为穷，《世说新语》中同样还记载了王戎家里之富贵，在洛阳无人可比（“洛下无比”）。“竹林七贤”本来是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的代表，其中却出了王戎这样吝啬的土豪，再加上他热衷于入朝为官，也难怪阮籍调侃说王戎是“俗物”。

“竹林七贤”所代表的出世归隐，洒脱不羁，甚至“有点疯”的生活态度大概是人们对魏晋士人的第一印象。典型如阮籍，因为听说兵营的厨房中有数百斛美酒，就要求去做步兵校尉。再如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半夜睡醒了忽然想起了好朋友戴安道，就乘小船去找他，可到了门口也没敲门就又回家了，说道“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也可能是到了人家门口总算彻底睡醒了。

魏晋士人不热衷于政事，反而发展出很多种娱乐活动。其中之一是“啸咏”，我也没太搞懂这究竟是在干啥，大概就是放声大叫吧。随时随地吼两嗓子，被视为豪放旷达真性情的象征——当然，仅限名士。一般人东施效颦，只会被当作没有礼貌。啸咏的声音常常被形容为类似某些动物的叫声。王仲宣喜欢驴叫（“王仲宣好驴鸣”），也不知道是喜欢听还是喜欢学，总之在他的葬礼上曹丕就要求来客学驴叫来送他，于是在场的每人学了一声驴叫，也算很接地气了。

另一项活动就是“清谈”，有点类似于辩论，基本是针对老庄周易进行解读。清谈还要分出高下，有名的清谈者往往能够对这些古典著作提出独到的见解，令他人拜服。譬如“竹林七贤”中的向秀就很擅长《庄子》。《世说新语》中是这样介绍他的：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秒析奇致，大畅玄风。”

就是说人们都很热衷于给《庄子》作注，但却没人能得到其精髓，而向秀为《庄子》写的解义，解析的精妙非凡，大大促进了谈玄的风气。也就是说向秀的解读不只有学术价值，甚至还引领了一股风气，放到今天肯定是网红大V一样的存在。之后人们都没能提出超越向秀的解读，直到东晋时期，支遁提出了对《庄子·逍遥游》新的解读（“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从那以后大家就都按照支遁的来了。

我也不清楚他们究竟能解读到何种深奥的地步，以及如何能分出不同解析的高下，但总之清谈是当时名士的潮流，在上流社会开启了全民辩论时代。东晋的简文帝司马昱也是谈玄主力之一，其余的不管有没有本事的人也都喜欢学着谈一谈。比如殷浩就曾经去找刘惔清谈，辩了很久也没辩过，最后刘惔已经不想理他了，等他走后刘惔骂道“乡巴佬！硬要学人家清谈！”（“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

魏晋名士以狂妄为傲，虽然放到今日大概会让人觉得装逼太过，在当时倒也传为美谈。上面提到的刘惔有一次和王濛久别重逢，对方称赞道“你又有长进了”，刘惔毫不客气地答道“这就像天本来就很高一样”（“此若天之自高耳”）。类似的段子在《世说新语》中还有很多，比如：

“郗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

古人有在七月七日晒书的习俗，而郗隆却晒肚子，就是自认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意思了。再比如有一次桓温办派对，罗友进来坐了很久之后告辞离去，桓温问道“你刚才说有事要问我，怎么这就走了？”，对方回答，“我听说白羊肉鲜美，这辈子还没吃过，所以冒昧求见，现在吃饱了，就不需要再在这里呆着了”。说这话的时候还“了无愧色”。

这些人放在其他年代估计活不过一周，但魏晋就是这样独特，对“异见人士”格外地包容，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传统不再是主流，各式各样的思想，文学，艺术都得到了充分生长的土地。当然，这其中也发展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文化，譬如有个人信奉道教走火入魔，常常肚子痛，请了个名医来治病，医生说你这个病就是修道过于精进造成的。于是给他开了药，喝下去就腹泻，泻出了很多拳头大小的纸，一看原来是之前吃下去的道教的神符。原文如下：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往迎之。既来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合一剂汤与之。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上流社会间这种相对自由多元的风气，的确是魏晋时代的特色。由于魏晋选拔官员采用九品中正制（类似于美国的推荐信），对人的评价完全取决于其口碑。因此越是隐士，越是特立独行，越让人不明觉厉，反而会声名大噪。东晋大名士谢安隐居东山，名气就越来越大，最终不得已出仕，在桓温手下做官。一天有人送了桓温叫做“远志”的草药，这个药还有个别名叫“小草”，桓温就问为什么这个药有两个名字呢？当时谢安也在坐，旁人于是答道，“处（隐在地下）则为远志，出（长出地面）则为小草”，意在讽刺谢安出山做官，“远志”成了“小草”。这种价值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荒谬，一个人只要什么都不做隐居起来，就成了名士，真给了装逼爱好者绝佳的舞台。当然反对的声音也是有的，比如王恭就讽刺道：“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出世成了大众向往的追求，就出了一则蹭热度结果人设崩塌的故事。一个叫康僧渊的和尚在郊外盖了一座房子，“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总之就是逼格怎么高怎么来。他就每天隐居在这里研习佛经，其他一些名士去看望他，看到他“运用吐纳，风流转佳”，也觉得他这种生活很好，于是康僧渊名声大振。可这则故事最后却是五个字：“后不堪，遂出”。说他后来受不了了就跑了出来。

可见所谓的魏晋风骨，也是叶公好龙者居多。即便是真正的名士阮籍，自己终日饮酒作乐，却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学自己，理由是“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就是说阮籍的侄子阮咸已经整天跟他一起瞎混了，就不想让儿子再参与其中了。看来阮籍对于自己的行为心里还是有数的，希望儿子能走一条相对正经稳妥的路。

可在那个时代，哪里有稳妥的路？

西晋名臣张华，因为不愿与打算造反的赵王司马伦合作，在后者成功夺权之后就被杀了。但即便他合作又能怎样？第二年司马伦就被新的造反者干掉。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陆机，此时站队司马伦，在司马伦倒台后又幸运地被继任的司马颖赏识。可接下来司马颖又要和新的造反者战斗，陆机因此被委以领兵重任，不幸兵败被杀，这才有了“华亭鹤唳”的典故。真的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能在“八王之乱”中每次都正确站队，从概率上讲也不太可能。

张翰一开始也在洛阳做官，后来觉得时局不稳，找个借口说思念故乡的鲈鱼脍，“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就躲回老家了。更极端的羊忱，使者带着皇帝任命他做官的书信前来，他吓得马鞍都来不及装，就跨上马逃跑，还不断向使者射箭，以防止他追赶，这才终于逃掉。可陆机却有自古士人固有的建功立业的执念，加上身为名门之后，为了面子也不能提前开溜，只能乖乖被命运安排。

因此很难用现在的观念去评判魏晋士人归隐的选择，即便不归隐他们也没有机会做出什么贡献，反而自身难保。同时，有才华的人都归隐了，世道自然更加江河日下，这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恐怕还是给了地方贵族军权，导致皇权衰落，地方势力拥兵自重的缘故。套用一个万能借口：这是体制问题啊！

随便翻翻《世说新语》的书评，不乏对于魏晋风骨的向往，我觉得这真的大可不必。远至春秋，近至民国，但凡乱世，总是思想多元化的时代。魏晋名士的洒脱，也是在现实中碰壁之后的迫不得已。即便洒脱如嵇康，仍旧免不了被诬被杀的结局。况且《世说新语》能够记载的名士，算上叶公好龙者，也无非几十号人。而从东汉至隋唐间消失的那几百几千万无法被记录的人，则是常常被人忽略的，魏晋风骨得以实现的代价。

多年以后，从黄公酒肆经过，王戎将会想起与嵇康，阮籍在此开怀痛饮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感叹道“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凭借钻核卖枣的智慧，王戎最终勉强挺过了八王之乱，但和其他名士一样，他也无力结束这个乱世，大伙儿只能留一些无关痛痒的奇闻轶事在《世说新语》里，给后人无聊时解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