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确可以肯定发生在1997年的事只剩下两件，一是小学班主任责问坐在我右后方的同学“你怎么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呢”， 二是小学班主任责问坐在我左边隔一排的同学“上课时候想要小便可以举手说，不要憋着”。那时的我对北京以外的世界毫无概念，偶尔出门旅游也对游览名胜兴趣寥寥，美国更是只存在于新闻联播“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那十分钟里的一个名词。即便在那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身边的同学如果去了美国留学，在我看来和去了火星也没有分别，总之也不清楚具体是去了哪，就是从此彻底消失了就对了。
这一年，美国记者何伟作为志愿教师来到四川涪陵一所师范学校教授英文，两年后将他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江城》。对如今生活在水深火热美利坚的我来说，读到这本书简直是开年以来最大的惊喜。我对中国自然熟悉，但说到涪陵却无法顺利在地图上标记。对于近十年中国的变化虽然大多看在眼里，但说到1997年的中国又无法准确描述。虽然来美国时间不算短，基本已经熟悉了西方人那一套，但思维方式比起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自然还是要东方的多。这种地理上的疏远——但又没那么疏远，时间上的疏远——但又没那么疏远，思维上的疏远——但又没那么疏远，使得《江城》这本书中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显得若即若离。他好像是我熟悉的中国，但并非我经历过的中国，可即便没经历过，我又能断言书中所描绘的一切正是中国原本的样貌。这种奇妙的体验使我不得不将这本书推荐给所有在美国生活过的中国人——他绝对值得一读。
涪陵一瞥
促使《江城》声名大噪的最大因素，莫过于何伟对于中国样貌与其背后精神的精确把握。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只在中国生活了两年的外国人能够做到的。学校里的老师对他很友善，却也处处存着对外国人的防范之心；学生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憧憬，却难以摆脱僵化的教育模式的烙印；涪陵的市民热情淳朴，却也由无知而造成误会与伤害；何伟被迫接受着“中国特色”的一切，却又不自觉间用“美国特色”做着微弱的抗争，并在二者之中寻求着平衡。在那个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体走向多元的转折点，社会中的种种悄然无声的变化，矛盾与和谐奇妙的共存被何伟一一捕捉。
刚到涪陵不久，何伟参加了当地一个长跑比赛（一看就是美国人）并且拿了第一，领到了不少奖品，得到了其他老师的赞扬，还立刻登上了当地报纸头条，报纸上如此报道：
这次比赛还成功地在体育运动中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的记者问：“外国人率先冲过终点，你有什么看法？”财贸学校一个叫做徐成波的学生回答道：“在中国的土地上举办比赛，却让一个老外抢了先，我觉得是莫大的耻辱。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的学生和成年人都需要提高身体素质，因为只有充沛的体力，我们才能获得胜利！”
现在看来，这些话显得实在可爱，但回想起从小到大所见到的中国，便觉得何伟对于中国特征的把握精确的可怕。中式教育确实很鼓励学生评价事物，并且要给他扣大帽子，不升华到一定高度绝不善罢甘休。养成这种习惯之后，就基本丧失了独立思考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反正只要先扣个帽子定了性，把相应的套话搬出来说一遍就好了。再比如说何伟的学生在写设想罗宾汉来到中国生活的作文时写道：
罗宾汉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中国定居。一踏上这片土地，他就对这个和平的国家极其友好、勤劳的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这颗明亮的东方之珠在许多方面都与英国截然不同。英国人没有自由，没有权利，他们深受主人和剥削者的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此外，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他憎恨那些依靠残酷剥削穷人而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剥削阶级，但他个人的力量似乎并不能够推翻统治者。
采用这套模板，主角到底是罗宾汉，还是马可波罗，还是北美旅行家李永东似乎都不重要了。除了描述中国，何伟还拿中国和美国的很多方面作了对比。中美最大的差异，在他看来，在于对自我的认同。
在我看来，我在西方社会所见和在四川所见之间最大的差异正在于此。对涪陵的人们而言，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儒学的目的跟这个不谋而合，它严格地根据她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她的角色：她是这个人的女儿、那个人的妻子，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每一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相当有用，但这样的和谐一旦打破，她就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很难再把那些东西聚合起来。
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
这种由别人定义的身份认同，导致了何伟所在学校的一名女学生自杀。在那个女性地位相对落后的年代，教育给了女人脱离自己身份定义的机会，但在一个更强调“合群”的社会，这样的机会也是一把双刃剑。
农村的自杀现象很少因为贫困而引起，事实上，大多还发生在那些相对较为富裕和读书较多的农民身上。亚当的学生简奈尔就是这股潮流的经典案例：她不算穷，受教育机会远甚于其他农村女孩儿。但简奈尔的职业道路极有可能是回到家乡当教书匠，对她这样聪明的人来说，这样的职业前景可能显得非常令人沮丧。我觉得，她对自己的潜力心知肚明，对自己暗淡的前景同样心知肚明：回到乡下当教书匠、早早地嫁人、生儿育女。到头来，她要么承受不了，要么全都承受。
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比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只不过让她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苦境而已。
无论这能不能解释为何中国女性明显比男性更加热衷于移民国外，作为一个在一些方面略微特立独行的人，我不得不承认美国社会对于异类的包容度确实更大，而中国人对于一个人吃饭逛街看电影的恐惧则莫名地强烈。
作者何伟
除了差异之外，中美之间更有着大量的共性。尽管不合群的人在美国生存状况大概比在中国稍好，但更多时候也无非只是得到了最基本的表面上的尊重。内向的美国人一样会被排挤，美国的电玩店里一样充斥着肥宅，大量年轻时候拼搏事业的女性一样结婚之后当起了家庭主妇。初来乍到新环境的人容易被不同环境的差异所吸引，而往往忽视了二者的共性。倘若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便不难发现在美国与中国许多截然不同外表下惊人一致的共性。这其中既有作为人的个体与群体的共性，又有社会层面上政治经济教育上的共性。在中国生活的何伟也敏锐地发现了这点。
电视上似乎总有类似的东西——实际上，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你总能找到一个频道，正在讲述某个快乐的少数民族，经常是藏族同胞。这样的娱乐节目让我觉得十分虚假，至少在我次年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是这样感觉的。回到密苏里之后，我到一所公立小学上一些辅导课程，学校的孩子们为了庆祝感恩节，讲了一些传统故事，说美国早期的清教徒和印第安人建立了怎样牢固的友谊。我由此意识到，这样的荒诞故事正是联结美国和中国的一种纽带——两个国家都有些骄傲自大，把自己曾经的惨败扭曲成了骄傲的资本。一想到这里，我就回忆起来，我在美国的电视荧屏上看见印第安人跳舞的次数比这还要多得多。
再比如说，在中国人眼中美国的生活似乎更加自由，殊不知这种自由也带来了相应的麻烦。印象里小时候周围盲目向往美国的人确实不少，但我到了美国之后才慢慢意识到多数时候这无非是一种围城心态。何伟也持有相似观点，比如在调解中国朋友的婚姻纠纷时。
“可能你不懂。这里是中国，跟你们国家不太一样。在我们这里，如果你跟某个女孩儿有了某种关系，那你们就得结婚。”他叹了口气，又抽了一口烟，“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一旦发生了性关系，就得结婚。我跟我老婆就是这样。我当时二十四岁，她二十二岁。所以我就跟她结婚了，尽管我知道我们两个人根本合不来。我们这里的观念还很落后，就像人们对性的看法一样——你一旦跟某人上了床，就得跟那个人结婚。你们国家就好多了。你们国家的其他方面我都不太喜欢，但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中国能够跟美国一样。”
“美国的离婚太普遍了，”我说，“人们觉得离婚太容易了。所以，可能两个地方都不太好。”
我很怀疑，问题仅仅是因为缺乏性的自由。相反，好像正是因为这方面的自由太多，才有了这么多的麻烦。以后，性的自由可能还会更多，但这也不会在涪陵人的身上产生任何奇迹。常常，我很难向人们解释，不管你在哪里生活，有些事情总是难以应付。
除了对中国和中美异同的敏锐观察，何伟的写作功底也深不可测。好的文学作品绝不会滔滔不绝地讲道理，而是将想说的话蕴藏于日常叙述描写中。《江城》中虽然不乏总结性的论述，但更多时候只是何伟在叙述他的见闻，可在他诙谐幽默的讽刺性叙述中，中国的一切面貌都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我平时对各国文化方面的书兴趣不大，他们要么就出自某些知名学者之手，写得过于深奥与考究，要么就只是干巴巴的结论的堆砌，乏味而没有说服力。读何伟的这本《江城》，却仿佛还顺带借走了他的眼睛，与他一同目睹了1997年涪陵的点点滴滴，又仿佛同时能够置身于时间轴之外，打开上帝视角俯瞰涪陵与整个中国的发展。我们从何伟眼中看到的是叛逆学生，官腔领导，朴实老板，倒贴小姐，而这些小人物浑然不觉间被历史的洪流裹挟着前进，字里行间便因此流露着历史的厚重感。20世纪初期西方在重庆开办教会学校，之后尽管经历战乱与政权交替，当时的学生中居然有一位就这样在涪陵天主教堂里做了50年神父，成为了涪陵历史的活化石。而何伟的中文老师一家则在战乱中离散，一些人搬到台湾，如今他们的后代移居美国，留下的人则在文革中饱受迫害，直到半个世纪后两边才终于恢复了书信往来。在历史的岔路口每个人都做着不同的选择，这个选择可以彻底改变一个家庭乃至之后几代人的命运，但这些人在社会变迁中又只是毫无还手之力的一粒微尘，令人唏嘘。这是1997年的涪陵，也是中国，也是美国，也是世界。
我也不知不觉升华了主题！淦！
引用部分摘自：《江城》 — 〔美〕彼得·海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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