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历史地位往往因为自杀而得到升华。在世时便是一流的艺术家，倘若自杀了，那就立刻被当做神一样供起来，每年忌日的时候认识不认识的都得表达一下悼念，好像不然就是没文化一样。但一流的艺术家若是“苟活于世”，最终只会年老色衰，上综艺节目刷刷存在感，下台后四下里一片惋惜道“当年雄姿英发一代俊杰，怎落得如今这般田地？”

以这种恶意来揣测，那太宰治简直可以称得上一个笑话了。他一生四次自杀未遂，第五次才终于成功拔高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其中还有一次拉着情人一起自杀，不料自己被人救活，情人孤零零地凉透了。就好像上届世界杯冠亚军约好这次一起小组出局，结果亚军却意外苟活到了第二轮。

Osamu-Dazai

太宰治的作品也和他的人生一样，充满了黑暗沉重的毁灭感，即使薄薄几十页也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他拔高历史地位前一年，出版了《斜阳》，成为了太宰治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太宰治的女人缘很好，一生中情人无数，而《斜阳》就是取材自他的一位爱慕者太田静子的日记，以静子为第一视角“我”写成的中篇小说。“我”出自日本二战时期的落魄贵族家庭，家中父亲去世，弟弟从军，只有“我”和母亲靠着变卖家产相依为命。这两个人可以说没有任何谋生本领，因此除了卖东西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就只能在山间居所里面每天看书聊天打毛线无所事事消磨时光。战争结束弟弟平安归来，但一家人相处的却不算融洽，“我”因为一面之缘爱上了弟弟的朋友上原先生。尽管明知这是段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我”却还是要为自己冒险一次，去东京主动追求上原先生。这里的上原先生，就是太宰治本人了。现实中的太田静子后来甚至怀了太宰治的孩子，而太宰治则在自杀前对静子表示，因为这个孩子的缘故，自己不能和静子一起殉情（然后就和另一个情人一起自杀了orz），而静子也早就做好了觉悟，后来将这个孩子抚养长大。

《斜阳》是一部和当时时代背景紧密联系的作品。要看懂《斜阳》，甚至要看懂太宰治的其他很多作品，都不得不代入历史背景中去，不然就只会把太宰治当做一个软弱无用，整天无病呻吟的神经病。1947年的日本，正值战败之后社会转型的阶段。旧制度与新思想，旧贵族与新资产阶级在不停博弈着。太宰治的一生，就和当时的很多迷茫的日本民众一样，试图在乱世中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斜阳》中“我”的母亲属于保守的没落贵族，仍在过着自己的精致生活，超然于世外，即使死也死的平静优雅。“我”的弟弟则是痛恨自己的贵族身份。他想要到人民群众中去，想要找到同类，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根深蒂固的贵族身份无法更改，而世间没人理解得了他的痛苦。上原先生认为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充满着不幸与悲剧，但是自己却改变不了任何事，因此只能饮酒作乐，但求一死，颇有点竹林七贤的意味。“我”在前半部分中是和母亲一样安静在家的精致贵族，但表面上的精致难以掩盖内心深处的躁动。“我”认为旧思想已经过时，在新的时代人们应该为了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事去战斗，因此尽管上原先生是有妇之夫，“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追求他。“我”和上原先生之前仅仅见过一面，但在很多年以后却突然爱上了他，如此荒诞的剧情（尽管是真实发生的）大抵源于“我”对于无所事事的没落贵族生活的厌倦，而将上原先生错当成了这密不透风的铁屋子的唯一出口。最后母亲，弟弟和上原先生这三类人都没能生存下去，只有“我”为了抚养和上原先生的孩子而活了下来，这或许是在暗示结束这乱世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下一代了吧。

我们经常批判一种“我弱我有理”的观点，觉得这是对认真努力的人的不尊重。而太宰治则大张旗鼓地表达着“我弱我有理”。在《樱桃》中他因为觉得照顾孩子太麻烦，跑到酒馆里喝酒吃樱桃。他想“孩子们怕从来也没见过樱桃吧，要是给他们吃的话，他们肯定高兴得不得了”，一边想却一边自己把樱桃全吃光了，还自言自语道“老子比孩子更要紧哩”。区别在于，现今的“弱者”试图通过示弱来攫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披着弱者的外皮试图掩盖贪婪的强者心。太宰治则在《樱桃》发表后一个月自杀，是不折不扣内外如一的真弱者，因而得到读者的宽容与同情。

这种表里如一的真性情可以说是太宰治作品的价值所在。太宰治是少有的敢于对自己内心进行客观深刻剖析的作家，他绝不会把自己塑造成满口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也不会在黯淡无光的生活中熬一锅虚伪的鸡汤，更没有自以为是地强加给自己的作品什么救世的使命。正相反，太宰治直面自己性格中所有的消极与软弱，将伪善者的面具撕得粉碎。可惜人性本就经不起推敲，开心的人总是难得糊涂，而太宰治对于人的观察太细致，反而催生出了他的痛苦。他觉得那些“相互欺骗着却又光明磊落，公平而欣愉地生活，或者似乎从中获得了生存自信的人，实在让我无法理解（《人间失格》）。”但若不然，生存的自信又能从哪里获得呢？当一个人总混一些高大上的圈子，或者在顶级公司，顶级学校工作读书时，就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自己也真的很厉害。当一个人对所做的事情缺乏战略规划，或者短期内未见回报的时候，很容易用过度勤奋来麻痹自己，告诉自己坚持就一定能成功。当一个人对异性朋友有些好感却又不至于在一起，或者不忍心因为谈恋爱而淡化和其他异性的友谊时，就会声称他/她是自己的闺蜜，蓝/红颜知己，哥们儿等等。虽然见到这些人脑海里也会浮现出两个字“戏精”，但要是一点也不给自己加戏，那也真是没有动力活下去了。这种真性情既成就了太宰治，同时也毁灭了他。

与很多文人在坎坷中奋起的励志经历相反，任何一点点微小的挫折都可以将太宰治彻底击垮。以现代人的观点，可以轻蔑地说一句“他也太脆弱了”，然而能够在失败中起身而奋斗是需要一个希望的，越过山丘的前提是先有一座山丘。现代人努力读书工作基本还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太宰治的生活却不是这样。小时候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自不必说，决定从文之后多次努力冲击以自己偶像命名的“芥川赏”均因为一些作品之外的因素而没有得奖，曾经一度投身左翼运动（但他在《人间失格》里傲娇地表示自己只是寻求刺激，并不是真的信奉共产主义）却遭到失败，好不容易有了稳定的家庭却赶上二战爆发，自己与日本主流的军国主义思想格格不入，战后又是四处一片凋敝，自己也患上重病。当发觉个人的努力抵不过历史的行程时，变得浑浑噩噩自暴自弃也就可以理解了。《斜阳》中的上原先生，母亲和弟弟也都是一样。弟弟说“对我毫无臂力之助，却一副批判的嘴脸对我的死横加非难，认为我无论如何应该活下去的人，肯定是了不起的大伟人，甚至可以若无其事地进言让天皇陛下去开水果铺子了。”便是对那些斥责太宰治软弱无能者的回击。甚至于受美国“垮掉的一代”影响的人成为了失业下岗为川普摇旗呐喊的红脖子，中国“十年浩劫”的一代成为了街上碰瓷的主力军也同样是历史的行程造成的悲剧。

这才意识到“努力”两个字是多么的困难，而可以肆无忌惮努力着的我们又是多么幸运。

最后辟个谣，“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句话并不是出自《人间失格》，下次看见文艺婊装逼要狠狠地怼上去。